一天连打多“虎”！开年反腐不寻常******
中新网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阚枫)2023年的开年“打虎”，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
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接连发布三条官员被查信息，分别是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以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
三人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三人均为中管干部，其中汲斌昌、王雪峰为副省级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截图在任上落马的他，曾参加电视问政节目
上述三人中，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是在任上被查。
汲斌昌1963年11月出生，山东昌邑人。公开信息显示，汲斌昌在经济领域工作多年，他1986年从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毕业后，进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0年任副主任。
此后，他曾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山东省经信委主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等职。2020年6月，汲斌昌出任山东省副省长，去年4月，他当选青岛市政协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时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的汲斌昌曾参加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节目，面对相关工业园区搬迁拖延问题，汲斌昌当场承诺：搬迁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我辞职。
《问政山东》节目截图今次被查之前，近日，汲斌昌还有密集的公开活动。今年元旦当天，在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为政协主席的汲斌昌在讲话中称，要在强基固本建队伍上更过硬，坚持一流标准、锤炼一流作风、干出一流业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退休多年后，他们还是落马了
上述三名同日官宣被查的中管干部中，两名退休的“老虎”也颇受关注，曾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何泽华已经卸任9年，曾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雪峰已经卸任5年。
从公开信息来看，何泽华曾在烟草系统任职20多年，曾任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后任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2003年7月，何泽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直到2014年3月卸任。
10年前，2012年9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任上的何泽华曾在全国地市级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上为学员作专题辅导。他提到，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常存感恩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敬畏之心，解决好用权、用钱、用人等问题，要处理好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官。
另一位被查的“老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其任职履历一直都在河北，他曾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唐山市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从2001年到2010年，王雪峰有10年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等。
2010年8月，王雪峰调任唐山市委书记，次年1月，他卸任监察厅厅长一职，当时，接替王雪峰担任此职的是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马玉蝉。
2021年7月，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已经退休两年多的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再过几天，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召开，下一阶段的反腐会有哪些新动向，备受瞩目。
新年开启的第6天，官方接连公布三名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此外，当天，最高检发布消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受贿5.4亿余元的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一审被判死缓，法院明确，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3年1月6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受贿一案。图片来源：泰安中院微信公众号新年伊始，官员被查、被诉、获刑的消息高密度发布，无疑释放出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就在舆论热议“接连打虎”之际，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发布消息，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将于7日至10日播出。据介绍，专题片共选取12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00多人，生动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故事。
6日傍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开年连打三虎 反腐一刻不停》的评论文章。文章称，当前打下一只只“老虎”、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党也以实际行动说明，“两个永远在路上”决不是一句空话。谁也不要有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反腐败高压态势始终如一，严的基调毫不动摇。(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快三开户地图 |
